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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黄公望生平传略

2008-09-29 15:14:59 来源: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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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大痴、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净竖,晚号井西道人。平江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据元代戏剧家钟嗣成在《录鬼簿》(曹氏刊本)中记载,黄公望本姓陆名坚,“乃陆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髫龀时,螟蛉温州黄氏为嗣,因而姓焉。其父年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①(①按清初尤贞起《新编录鬼簿》钞本卷下记黄公望为松江人,恐为平江之误。)于是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钟嗣成比黄公望小10岁,是元代著名的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录鬼簿》是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钟氏本开封府人,寄居杭州,黄公望晚年也常居杭州,与之友善。故子久虽不以戏剧名世,但也“通音律”②(②元•杨维桢:《西湖竹枝词》。),所以被收入此书。虽然《录鬼簿》各版本所记略有出入,但基本内容一致,因而是可信的。据《大清一统志•苏州府山川目》,琴川“乃常熟县地”,即今常熟市政府所在地虞山镇,因有七条小河横贯城内,状似古琴之七弦,故名琴川,亦为常熟之别称。此外,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明陈继儒《笔记》、明王登《丹青志》、明朱谋《画史会要》等也有类似记载。

身逢乱世少有大志
  黄公望出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当时正值奸相贾似道专权,朝中大事,尽决于贾氏私宅中。而北方的蒙古自1206年起,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征伐,已先后征服西夏、金、天山南麓、高丽、安南、大理以及西亚、俄罗斯和欧洲多瑙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形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并对南宋发动进攻,先后攻占今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至1259年,蒙古军队沿江东下取临安灭南宋已成定势,只因宪宗蒙哥驾崩,忽必烈急于北返以稳定内部,这才暂时与宋议和,停止进逼。而南宋的形势已到了“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①(①南宋•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到1268年,忽必烈完全控制了内部局势,便派伯颜、阿术等率师围攻襄阳、樊城。因贾似道隐匿军报,不肯派兵援救,宋军苦守五年,1273年襄、樊二城终于陷落。门户既失,蒙古军队长驱直入,接连攻占武昌、安庆、扬州。1275年常熟失陷,是年,黄公望七岁。次年,临安沦陷,恭宗及三宫后妃嫔从被掳北去。此后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先后拥度宗庶子赵、赵二王继续抗元,但已回天无力。1278年赵死于广州湾的一个岛上,1279年赵于山投海死,至此南宋王朝彻底灭亡。
  黄公望“幼习神童科”①(①夏文彦:《图绘宝鉴》。),“天资孤高,少有大志”②(②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南宋亡时,他年仅11岁,成年后对元朝政权并没有强烈的逆反心理,相反,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他有着热切的参政欲望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然而,元朝建立初期,贵族统治者并未采取科举取士的用人制度,而是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不相同,蒙古人地位最高,掌握最高统治权;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地位最低,几乎毫无政治权力可言。黄公望属于南人,按规定不能为官,若想做官须先从吏做起,到一定年限,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为官。即便当吏也需有人引荐。

仕途奔走试吏弗遂
  黄公望虽自幼享有才名,却一直没能步入官场。据《浙江通志》载:“(黄公望)元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未几弃去。”可见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后①(①据《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按察司改为廉访使是在至元二十八年。)他二十三四岁才得到浙西廉访使(全称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行署在杭州)徐琰的赏识,在徐手下充当一名书吏,即《录鬼簿》卷下所说“先充浙西宪吏”,《无声诗史》卷一所说“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掾”。在浙西为吏期间,黄公望与友人杨载(字仲弘)等常游于苏州、杭州一带,并以诗酒唱酬,所以杨载有“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的诗句。“未几弃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徐氏于大德三年(1299年)入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由此可知,黄公望担任徐琰书吏的时间不太长,其后可能一直在杭州生活,但没有这方面的史料记载。
  大概因他办事干练,加之颇有才名,至大四年(1311年)左右,他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的赏识,被任用为书吏。皇庆元年(1312年)五月,张闾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也随其赴京城大都(今北京)任职。虽说地位有所提升,仍只获得一份御史台下属的察院书吏的差事,经理田粮杂务②(②见王逢《梧溪集》卷一。)。张闾是个贪官,被人称为“张驴”,与著名杂剧家关汉卿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名剧《窦娥冤》中那个阴险狡诈的地痞张驴儿几乎同名。《窦娥冤》创作于1291年之后,是否因为当时张闾在江南已经声明狼藉,关汉卿特意取此名羞辱、影射他,未见史料记载。但张闾是个贪官,元史却有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张闾曾因受贿而遭到御史的弹劾,但被皇帝宽赦,未予追究。延元年(1314年)朝廷派张闾“经理江南田粮”,张到江南后“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搞得“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并且“以括田逼死九人”,元统治者不得不于延二年(1315年)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①(①以上见《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黄公望因为是张的书吏,好多文书、帐目皆出于其手,也被牵连下狱,时年47岁。而恰恰就在这时,元朝举行了第一次开科取士,他的好友杨载就是这一科的进士,热衷于功名仕途的黄公望却因身陷囹圄失去了这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这对他来说是又一沉重的打击。这一事件纯属巧合,但对黄公望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通三教,旁晓诸艺”②(②夏文彦:《图绘宝鉴》。),对性命之学本来就有研究,这次打击更坚定了他的宿命论思想。出狱后他曾一度卖卜为生,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相信他在替人占卜算命时自己也是很诚信的,并非走江湖行骗。

绝意仕途入全真教
  黄公望出狱时已经年近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经过这么多的不幸遭遇,常常“身有百世之忧,家无担石之乐”的他深感世事难料,官场险恶。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对仕途的希望。出狱后,他曾居杨载处(当时杨载已经考中进士),通过杨载结识了时任松江知府的婺源人汪从善,希望得到汪的提携,再谋发展,但未有结果。其时他尚未以画闻名,而且元代还不像明清两朝那样,文人画家多以卖画为生,所以他在松江、杭州一带以卜术为生。元代文人画家以卖卜谋生的并非子久一人,大画家吴镇就曾在崇德、嘉兴、杭州卖卜。
  这一时期,子久又开始了绘画生涯。他一方面向赵孟等前辈名家请教,一方面又同一些富豪画家如曹知白等交往,大量摹习古代名迹,以提高绘画的“古意”,并且经常在外游历,遍览江南山水名胜,结交社会各界名流,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隐逸之士和佛道两教的高人(详见“交游”)。在卖卜、作画、交友、游览的过程中,他逐渐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他在绘画方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凭着较高的画名,他受到了许多喜欢附庸风雅的官僚地主的欢迎,得到了其他画家的敬重。奋斗了半生未能取得的社会地位、名望在仕途无望时到来了,这一意外收获使子久幡然醒悟,从此便绝了仕途之想,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涯,并于天历二年(1329年)和倪瓒一起拜金月岩(蓬头)为师,加入了全真教①(①见《梧溪集》。),改号“一峰道人”,又“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②(②《录鬼簿》卷下。)。净墅,又作净竖、静竖。从易姓名,号大痴,可以看出他当时彻悟后空寂平淡的心境。
  黄公望“通三教”,即儒、道、佛,儒教自然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了,然而他为何不加入佛教,而是入了道教,而且加入了道教中的全真教呢?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全真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宗教流派。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考证,“全真王重阳本士流,其弟子谭、马、丘、刘、王、郝,又皆读书种子,故能结纳士类,而士类亦乐就之。况其创教在靖康之后,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数十年又遭贞之变,燕都亡复,河北之士又避元,全真遂为遗老之逋逃薮”①(①《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全真教始创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原是一些拒不仕金、逃避现实的汉族文人、地主的结集,加入者是既有名望,又品格高洁的人物,所以颇有影响力。后来王重阳之徒丘处机曾受成吉思汗的召请,全真教最先获得特有的优遇,从而得到迅速的发展。虽然此道在元初曾受到佛教的打击,但成宗时又给予优遇。所以有元一代,全真教是最具影响的宗教流派。
  其二,道士可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道士可免除赋税差役,又可蓄发营地,合法地享受常人之乐。各种道官都有一定的品位,且与世俗官员的级别相同,所以“海内名士,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②(②见许有王《乾明寺记》。),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而一些世俗地主也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名人儒士也与道徒相往还。黄公望长期与道门中的名流如倪昭奎、张雨(字伯雨)等相友善,自然了解这些情况,所以全真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三,朋友的影响。黄公望的朋友中,倪昭奎、杨维桢、张雨、方从义等都先后加入全真教,尽管他们入道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些人也因此成为当时的社会名流(详后),这对自幼想出人头地的黄公望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所谓全真,“盖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之意也”。所以加入全真教后,黄公望不再空想,他与金蓬头、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等为师友,成了一个彻底的道教徒。他认真修行,并在苏州等地设立三教堂,积极宣传全真教义。同时,全真教教义中云游、打坐、炼性等主张对他的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潜心绘事大器晚成
  黄公望曾题赵孟所书《千字文卷》:“经进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由此可知,他曾师从赵孟学画,时间当在子久五十三岁左右,即延六年(1319年)赵第三次南归至至治二年(1322年)于家乡去世期间。赵孟于书画诗文诸艺皆有极高的修养,尤其提倡以书法用笔作画和作画“贵有古意”,对子久的画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分析。
  子久正式作画大概从五十岁起,因他自幼“习神童科……旁晓诸艺”,后又长期担任书吏,有很厚的书法功底,加之得到画坛领袖赵孟的指点,所以画艺猛进,到62岁画名大振,可算是大器晚成。此后他又以“教授弟子”为生,正如明人刘凤《续吴先贤赞》所记:“为黄冠(道士),往来吴越间……教授弟子,无问所业,谈儒、墨、黄、老……”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其徒弟沈生,狎近侧一女道姑。同门有欲白之于师,沈惧,引厨刀自割其势(男性生殖器),几死。”沈生,即沈瑞,曾为杨维桢画过一幅《君山吹笛图》,杨在《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八中记其有跟子久学画之事。这件事可印证他对弟子的品行要求极严。《辍耕录》还收有他为课徒而写的《写山水诀》,首句便要求“学者当尽心焉”,最后警戒学生“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
  子久从事绘画,且以画山水为主,可能是由于他加入新道教的缘故,他出狱后基本上过着云游的生活,这是全真教的教规之一。经常优游于名山胜水之间,为他创作山水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同时也促进了他写实山水画风的形成,他的画作大多数是本于所见过的真山水。
  王逢《奉简黄大痴尊师》诗云:“十年淞上筑仙关,猿鹤如童守大还。”①(①《梧溪集》卷一。)可知子久曾在松江居住10年以上,但所居并不固定,更多的是云游在外。他还在苏州天德桥开设三教堂,即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寺院,但仍以新道教即全真教为骨干,三教堂是他“终营狡兔谋”②(②《杨仲弘诗集》卷四《再用韵赠子久》句。)的又一处落脚点。他有时寓居道院,他的《芝兰室图》就是寓居云间(松江的别称)玄真道院时画成的。56岁之后,他尝于泰定年间(1324~1327)游吴地华山并画了《天池图》。高启《凫藻集》卷四《题〈天池图〉》小引中记云:“吴华山有天池石壁……元泰定间,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为图四、三本,而池之名益著。”天池山在今江苏吴中区藏书乡境内,在苏州西约三十华里,山的东半部,当地人谓之华山,至今长松夹道,十分幽静。
  从《东维子文集》中几次提到黄大痴的地方可知,黄公望在60岁前后及77岁时多次与朋友一起荡舟太湖之上,且喜吹铁笛,杨维桢《跋君山吹笛图》有云:“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制小铁笛……”杨氏本人也喜吹铁笛,别号铁笛先生,得到杨维桢的肯定,看来大痴的吹笛水平不低。大痴喜吹铁笛,文献中记载甚多,《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二《五湖游》中有“道人卧舟吹铁笛”。杨《山居新语》(至正庚子杨维桢曾为该书作序)记云:“黄子久……阎子静(复)、徐子方(琰)、赵松雪(孟)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角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77岁那年,子久又游太湖,仍吹铁笛。《铁崖先生古乐府》中有《望洞庭》诗序:“乙酉(1345年)除夕,余雪中望洞庭……”其诗前四句为“琼田三万六千顷,七十二朵青莲开。道人精铁(铁笛)持在手,啸引紫凤朝蓬莱。”同年,子久为居住太湖之滨的倪云林所作山水画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表达了他的人生观,该画也因此诗而名为《六君子图》,此图现藏上海博物馆。
  晚年的子久,思想趋于空寂,他有时在荒山丛林中、有时在湖桥上独自枯坐。李日华(君实)《六研斋笔记》中记:“陈郡丞尝谓余言,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居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风雨骤至,虽水怪悲诧,亦不顾。”又鱼翼《海虞画苑略》载子久“尝于月夜棹孤舟,出(常熟)西郭门,循山而行,山尽抵湖桥,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返舟行至齐女墓下,率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振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云。”或“隐居小山(在今常熟虞山附近),每月夜,携酒瓶,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瓶水中,桥殆满。”
  子久经常在外游历,“往来三吴”①(①《无声史诗》。),饱览吴地的山山水水,直至白发满头的暮年。《杨仲弘诗集》卷四十五《再用韵赠子久》中描述子久晚年的生活:“尘埃深灭迹,霜雪暗盈头。始见神龟梦,终营狡兔谋。雪埋东郭履,月满太湖舟。急景谁推究,流年孰唱酬?……”可见他在“霜雪暗盈头”的时候还在太湖一带。他游览山水一方面是依全真教云游的教规,另一方面是为画山水收集素材。经过多年的积淀,储万千丘壑于胸中,下笔时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据明人张泰阶《宝绘录》所记,子久的好友翰林学士承旨危素(字太朴,号云林)家藏宋纸20方,从不示人,认为非大痴笔不足以当之,至顺元年(1330年)子久62岁时,危素以此20纸嘱子久作画,子久“沉心构思,至于竟夕,未能数笔;偶以心事作恶,经月弃去”,以至“淹滞六载”,直到至元元年(1335年)才开始命笔,至正三年(1343年)才陆续画成《柳市桃源》、《春林列岫》、《江深高阁》、《雪山旅思》等20幅。这一组作品,清雅秀润,笔法精妙,是早期的杰作,也是他山水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然而,子久虽然寻山问水,探奇历胜,触景会心,笔端生意勃勃,但自感有所未殆,即缺乏赵孟所要求的古意,于是从71岁起,作《仿古二十幅》,仿李思训、李昭道、杨升、项容、王维、卢鸿、荆浩、关仝、黄筌、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王诜、郭熙、米氏父子、赵大年、王士元计20幅,至至正三年(1343年)他75岁方成,二月七日画成时,自题曰:“……晋唐两宋名人遗笔,虽有巨细精粗之不同,而妙思精心,各成极致。余见之不忍释手,迨忘寝食,间有临摹必再始已,此学问之吃紧也。……非景物不足以发胸襟,非遗笔不足以成规范,是二者,未始不相须也。……”半年后,危素来访,见之,爱不释手,子久悉数相赠。
  他也经常和倪瓒、王蒙、吴镇、曹知白、张渥等大画家,切磋绘事,互相题赠,并和他们合作山水画,至今尚有他们合作的画迹存世。他和当时的名士杨维桢、张雨、杨载等也都是好朋友,他们也常在子久的画上题诗题字,几人经常以诗文相唱和。
  从73岁起,是子久的又一创作高峰。这一年除了《仿古二十幅》完成过半外,子久还为倪云林作《层峦晓色图》(即《山图》),云林加题:“上溪山也自佳,黄翁摹写慰幽怀。若为胜载乌程酒,直到云林叩野斋。”此图画法潇洒,诗句清雅,堪称合璧。这一年他开始作《为顾善夫八幅》,并于七月在杭州青莲方丈处作《山水》赠故友王若水;此外,又作浅绛《天池石壁图》。次年,他题倪瓒《春林远岫小幅》有云:“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叔明(王蒙字)持元镇(倪瓒字)《春林远岫》,并示此纸,索拙笔以毗之。老眼昏花,手不应心,聊塞来意,并题一绝云:‘春林远岫云林画,意态萧然物外情。老眼堪怜似张籍,看花玄囿欠分明。’”看来他七十多岁时已“老眼昏花”,并不像明人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所说的“黄子久年九十余,碧瞳丹颊”,或如清人《虞山画志》所记“年九十,貌如童颜”。同年,自题追忆董源笔法而作的《夏山图》:“今老甚,目力昏花,又不复能作矣。”所以他抓紧时间作画。同年五月,他寓云间玄真道院,读陆象山《玉芝歌》,作《芝兰室图》;七月,作《秋林烟霭图》;九月,于江上亭作《浅绛山水轴》;十月,完成《为顾善夫八幅》并题“……书,心画也;画,心华(花)也。苟不惬意,徒兀兀搦管终日,而一无所得。以故余之作画也,稍有恶瘴萦心,遂弃去,若此册,悉于闲中所作,亦不敢谓为得意,然孰视之,颇有生色……”看来是他的得意之作。75岁那一年除了完成《仿古二十幅》这一巨制外,还于春天作《浮峦暖翠图》,七月作《层峦叠嶂图》,十月于梁溪(无锡之别称)华氏水云阁作《山村暮霭图》,同年还作《设色山水图》。
  至正四年(1344年)子久76岁。是年春,友人张雨将归句曲山,子久作《云壑幽居图》赠之。①(①明•汪玉:《珊瑚网》。)又在友人姚子章处见王维《捕鱼》、《雪溪》二图,在张叔厚(渥)处见杨升《蓬莱飞雪图》,深感古人命意用笔殊非草草,而回顾自己昔日所作,“皆儿稚事矣”。恰在此时,老友危素以佳素索画,遂以王、杨二人笔法,间以己意,作《为危太朴画》。不久又于水云阁作《复为危太朴画》,画中峰峦层叠,笔势争雄,吴镇见之,评题曰:“……如老将用兵,不立队伍,而颐指气使,无不如意……诚吾侪畏友也。”是年秋,顾善夫自京城归宦,构舍于昆山玉峰山下,因有山水之尚,子久便与其促膝盘桓,竟夕而返,并为之作《处静图》。次年秋,往来于吴门、玉峰、松陵间,舟中所见,乃青山如屏,白水似练,人家隐现,林木扶疏的吴门秋色,无处不可爱,亦无处不可画,遂作《吴门秋色图》长卷,“籍此谴拔萧寂”①(①以上均见《宝绘录》。)。
  子久78岁时,张渥作《渊明小像》,子久为之题赞:“千古渊明避俗翁,后人貌得将无同。杖黎醉态浑如此,因来那得北窗风。”②(②温肇桐:《黄公望史料》。)次年正月,为道玄居士作《层峦积翠图》③(③明•汪玉:《珊瑚网》。);八月,作《秋山图》,并题长诗一首,寄赠储霞老友;十一月初四,子久晓起,见远近林木变色,乃知时序已变,不觉想起宋玉、潘岳、杜甫曾以美辞秀句咏秋寄兴,适逢老友徐元度以佳素嘱画,遂以右丞笔法写秋兴深趣长卷,即《为徐元度卷》,并自题:“……虽不能媲美右丞,而一时兴味,谬以无声之笔,而欲追踪有声之画。”①(①《宝绘录》。)约是年,又作《九珠峰翠图》,王逢为之作题记,以杨维桢题诗首句“九珠峰翠接云间”前四字为题。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最大的《富春山居图》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绘制的。是年,子久偕好友无用回到富春山的居所,饱览富春江山钓滩之胜,暇日于南楼作画,历经四年有余,绘成《富春山居图》长卷,即无用师卷。
  80岁后,子久因爱武林(杭州)湖山之美,曾结庐于杭州的筲箕泉。《辍耕录》卷九记有:“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无声诗史》:“大痴道人,隐于杭州筲箕泉。”大痴隐居杭州期间,好友王逢曾几次写诗怀念,“十年不见黄大痴……大痴真是人中豪”。还希望他回到家乡常熟隐居:“顾我丹台名有在,几时来隐陆机山?”②(②《梧溪集》。)但是大痴却一直未能回到家乡。这期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旧是云游、作画。至正八年(1348年),子久80岁。三月,游无锡,与倪云林合作《江山胜览图》;长至后二日,于毗陵寓舍前作《仿巨然溪山暖翠图》;夏,游苕溪(吴兴),于蒲仙松声楼作《溪山欲雨图》,又为无用作《云溪松屋》一卷。③(③《石渠宝笈》。)中秋,同罗静修道人游京口北固山,过甘露寺,画望海楼上为纪念米芾而建的海岳庵,成《海岳庵图》。④(④《宝绘录》。)次年三月,作《九峰雪霁图》;秋,游云间,于客舍作《华顶天池图》⑤(⑤清•孔广陶:《岳雪楼书画记》及《山居图》(载于《南京博物院藏画选》)。);又寓秦淮(南京),作《层岩曲涧图》。①(①《石渠宝笈》。)至正十年(1350年)五月,访钱塘城东之安溪钱氏琴鹤轩,见轩主钱氏品行高洁,博古通今,能临晋帖,故与王蒙合作《琴鹤轩图》。②(②《岳雪楼书画记》。)同年,寓云间夏氏止知堂,为无用题未完成之《富春山居图》。83岁时,子久还游于太湖一带。次年冬,又至吴兴访王蒙,时王蒙为郡曹刘彦敬所作《竹趣图》始毕,王蒙求子久教正,子久以为可添一远山和樵径,王从之,顿觉画面深峻,天趣迥殊。又次年,即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访倪云林,于清阁中见云林雪版笺,二人灯下夜读,合作《溪山深远图》,云林并赋诗于上:“烛法荧荧照酒明,故人相对说平生。前村古木三年别,老大难忘笔底名。残月浅塘分夜色,绕门杨柳度蝉声。不辞笔砚酬嘉会,去住江湖各有情。”①(①《古缘萃录》。)
  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公望逝于杭州,享年86岁。归葬故乡常熟,其墓至今仍在虞山西南麓白鸽峰(又名鹁鸪峰)下,在盘山公路北侧路边立有石牌坊,上书“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道”,牌坊旁新建四合院式享堂一座,穿过牌坊后长长的甬道,拾级而上,便是一座石块砌成的罗城,中间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墓墩,墓墩后罗城上嵌有二碑,右边一碑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子久十六世孙黄泰所立,碑文为“元高士黄一峰公之墓”,左首为1982年常熟县人民政府重修墓道时所立,中间碑文为“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右边简略记其生平:“公讳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善画山水,推元四家之首,终年八十六岁,葬虞山西麓。”
  大痴死后还留下许多优美的传说。如周亮工《书影》:“李君实(日华)曰:常闻人说黄子久……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也有“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的记载。方薰《山静居论画》更谓:“辞世后,人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遂以为蝉蜕不死。”这些传说当然不可信以为真,但从中可见子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交游
  黄公望少有才名,精通诸艺,中年奔走于仕途,晚年又入全真教,一生交游甚广,他结交的对象有以下几类:

达官贵人
  子久生于南宋末年,虽然“通三教”,但主要还是修儒家“修齐治平”之业,以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然而,入元后,科举一度取消,两宋通行的仕进之途被堵死,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是另寻蹊径。前文已述,元代“南人”要为官,必须先从吏做起,而为吏必须有官员的赏识和推荐,所以子久就经常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进身之阶,甚至到了贤愚不辨、好坏不分的程度。就现有史料看,子久结交的达官显贵主要有:
  阎复(1236~1312),字子静,号静轩、静斋、静山,高唐人。早以文学名。他属于“汉人”,即原金统治下的臣民,政治地位较南人高,前至元十六年(1279年)累迁翰林直学士,进侍讲;二十三年(1286年)升翰林学士;二十八年(1291年)出为首任浙西廉访使(以前称按察使,是年改为肃政廉访使),不久,坐事罢职。成宗立,召为集贤学士,改翰林学士;大德四年(1300年)拜翰林承旨;十一年(1307年)请老归。阎复是元初文坛、官场的名流,在杭州任职期间广交江南名士,赵孟頫、袁桷等元初名流与之均有交往。据杨《山居新语》云:“黄子久……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就现有史料看,子久与达官贵人的交往,是从阎复开始的。子久得到阎复的“友爱”,应该是在阎复任浙西廉访使期间,这也为他后来入徐琰幕做了一个铺垫。
  徐琰(?~1301),字子方,号容斋、养斋、汶叟,东平人。《元史》、《元诗选癸集》、《东平县志》等记其因得东平行台严实赏识,又因翰林承旨王磐和董文用的举荐,历任陕西行省郎中、湖南按察使、南台中丞,前至元二十八年(1391年)除江浙参政,三十一年(1394年)迁浙西肃政廉访使,大德三年(1399年)为翰林学士承旨,大德五年卒,谥文献。据《元史•徐琰小传》载,徐氏“为政清简,礼贤下士,意致高迈,东南人士重之”。他在任浙西廉访使期间,曾招无锡豪富倪瓒之兄倪昭奎为幕僚,后荐诸行省,授学道书院山长。子久约是在前至元二十八或二十九年被徐琰“辟为书吏”的。子久是如何得到徐琰的赏识和任用的,史料均未记载,大概是因为子久才华出众,又在他的辖区浙西。徐氏从步入官场到仕途成功的经历,对作为徐琰幕僚的子久来说无疑是很好的榜样,使他明白了“朝里无人莫做官”的古训,他为吏几十年虽未能升官却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榜样的感召作用。子久步入宦途是从入徐琰幕开始的,后来入张闾幕中,可能也是由于徐琰的引荐。
  张闾,又作张驴、章闾。曾任行台中丞、行宣政院使、中书左丞、太子少保,至大四年(1311年)调任江浙行省平章。子久大概就在这期间由徐琰推荐而入为张闾幕僚的。皇庆元年(1312年)张闾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子久随之入京(大都),故《录鬼簿》有“后在京”的记载。《元史•食货志》记载,延元年(1314年),张闾向仁宗建议实行经理田粮,仁宗纳其言,派张闾往江浙,马丁往江西,陈士英往河南,实行经理田粮。实行经理田粮的初衷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缓和矛盾,增加国库收入,但结果却是“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结果如此之糟,仁宗不得不于次年下诏停止实行。九月,张闾因为“以括田逼死九人”被捕下狱,子久也被牵连其中。王逢《梧溪集》记“(黄公望)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王逢所谓“被诬”,显然是为张闾开脱的一面之词,张闾在元代是个有名的贪官,据《元史•成宗本纪三》,早在大德三年(1299年),张闾就有贪赃枉法的劣迹:“三月乙巳,行御史台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敕俱勿问。”其后的十几年官场生涯,虽没有见到有关他贪赃的记载,但仅从人们称他为“张驴”这一点看,他的口碑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当时刚刚创作完成、影响正盛的关汉卿名剧《窦娥冤》中的主要角色、一个刁钻刻毒的地痞流氓的名字就叫张驴儿。像这样一个万民痛恨的贪官,作为书吏,黄公望不会对他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经理田粮的很多工作也需要书吏的参与甚至直接操作,所以即使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在这桩案件中黄公望是被“累之”,受牵连的,但要说他毫无干系显然也有偏袒的嫌疑,至少可以说他跟人不当。从他不久即获释回到江南这一点看,他没有直接的责任,可见他还是能够注意洁身自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的。与张闾的这一段关系,可以看出黄公望对仕途抱有热切的企望,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但最终受累入狱这一打击也是致命的。前文已述,就在他身陷囹圄的这一年,中断近40年的科举考试恢复了,他原本可以凭自己的才学而求得功名,却因讼事而无缘参加考试,导致他从此基本打消了仕进之望。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谥文敏,因家有鸥波亭,故世称鸥波,又因官职、籍贯、出身等被称为赵吴兴、王孙、魏公、荣禄、集贤、承旨等,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即史称之八贤王)之后。赵孟頫二十岁左右曾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元世祖搜江南“遗贤”,授予原南宋治下有名望的人士以各种官职,赵得授兵部郎中,后任集贤直学士,历任济南路总管府同知、汾州知州、江浙行省儒学提举、泰州尹等职。仁宗时,升集贤侍讲学士,后擢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荣际五朝,名满四海”,是元代政治舞台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又因他为诗文书画论诸艺巨匠,所以又是元初文坛、艺坛的领袖。
  黄公望曾题赵孟頫所书《千字文卷》:“经进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由此可知,他曾师从赵孟頫学画,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难以推断。因为赵孟頫仕元后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在家乡江南居留,一次是大德三年(1399年)以集贤直学士行江浙儒学提举,前后达11年,此时黄公望正在杭州为吏,又颇有才名,所以有可能得列门墙,但当时是否从赵氏学画,不得而知;另一次是延六年(1319年)赵第二次南归直至至治二年(1322年)于家乡去世。今人温肇桐认为子久从师赵孟頫是因他与赵的外孙王蒙的关系亲密而得王蒙引见,时间在子久53岁左右即赵氏第二次南归期间。这一说法恐难免武断。从杨《山居新语》中记阎复、徐琰、赵孟頫等“莫不友爱之”看,子久在三人面前是年轻人,故被“友爱”,若年过半百,即使岁数相差较大,也应是“友之”,而非“友爱之”;再从“松雪斋中小学生”一句看,子久是以年轻时即得赵氏青睐而荣,若50多岁还需要老师的指点,恐怕不会有自豪的感觉的,所以这里子久讲的应该是年轻时曾向赵孟頫求教的事。子久年轻时虽也曾绘画,但画艺并不高明,在《题危太朴仿古二十幅》中,他自认为年过四十,仍“自感专心用意,而未有得”①(①《宝绘录》。)。这也许是他向赵孟頫求教画艺的原因。子久在73岁时为性之作的《天池石壁图》有柳贯题的“吴兴室内大弟子”一句,可知子久确曾得赵孟頫的指授。赵孟頫提倡以书法用笔作画并要求作画“贵有古意”,使子久的画风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赵与当时众多著名的官员、文人、书画家均有往来,通过出入赵门,子久也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扩大了交游的圈子。赵孟頫家富收藏,子久在这里能观赏并临习古今名作,董源的《夏山图》就是在赵家观得,而入目着心,到子久74岁时还能极力追忆摹作。此外,子久于至正五年(1345年)赵孟頫去世23年后还为赵临摹的《快雪时晴帖》配图,可见他对赵的崇敬追慕之情,这种感情还表现在后来他与赵的外孙王蒙及其他赵门弟子的友善交往中。可以看出,赵孟頫对黄公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杨载(1271~1323),字仲弘,蒲城(今福建)人,移居杭州。少孤,博涉群书,有才名,年四十未仕,后以布衣招为国史院编修。延二年(1315年)进士,授浮梁州同知,官终宁国路推官。杨载为文自成一家,而诗尤有法,一扫宋人陋习,在元初文坛是影响很大的人物。子久长杨两岁,子久因张闾案牵连入狱后,曾寄诗给杨载,杨作一首《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

  解组归来学种园,栖迟聊复守衡门。徒怜坞开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从中可以看出在子久赴京为吏之前,二人曾有密切的往来。而全诗语调低沉,流露出消极厌倦、心灰意冷的情绪。从子久当时的情况看,这种心绪是很合理的。而杨载在子久入狱的那一年中了进士,而且是元朝开国以来的第一科进士,金榜题名,正应意气风发,却陪着子久一起哀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同时也可看出,杨载虽然为官,但仕途并不得意,“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两句既是对子久的安慰,也是他自己对官场、对人生的看法,“共泛扁舟醉瓦盆”句则表达了对这种潇洒、闲散的生活充满向往。子久出狱后曾在杨载家停留,杨还将他介绍给时任松江知府的婺源人汪从善,谋求出路,由此可见,子久出狱后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遂入道”,而是对宦途还抱有一丝幻想,可能因为杨载没有帮上忙,才使他彻底抛弃了幻想,加入了全真教。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晚号东维子。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授天台县尹,改绍兴钱清场司令;至正初除杭州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推官,升江西儒学提举,后避兵未上。杨维桢善诗文,能书,行草清劲可喜,且与黄公望一样好吹铁笛,人称铁笛先生,为元代江浙间著名的文人官吏。杨常往来于豪门,和倪瓒、顾瑛等江南巨富过从甚密,同时结交了一批著名书画家,黄公望便是其中之一。从二人的年龄看,子久与杨维桢的交往是在子久出狱入全真教之后。子久与杨结交和与其他达官贵人交往的动机似有不同,除了想借助对方的官场关系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两人的交往主要是在杨居淞江的时候。据杨在《东维子文集》中记载,他们曾“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子久出小铁笛,让杨吹洞庭曲,自己以歌和之。可见他们志趣相投。杨在《文集》中有《次韵黄大痴艳体》诗一首,更说明二人交情非同一般。子久也常画杨氏所居铁崖山赠之。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江西金溪人。博学善文辞,亦工书。至正二年(1342年)荐为经筵检讨,参与宋、辽、金三史的编修;五年改国子助教;七年除翰林应奉;二十年累迁中书参政;二十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危素与元代画家柯九思、方从义、张彦辅等均有往来,和黄公望的关系尤其亲密,就现有史料看,危素是向子久索画最多的人,子久长危素34岁,危素成年时(以18岁计),子久已52岁,已经过牢狱之灾,加入全真教,到危素30岁步入官场时(1342年),子久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虽然很难知道二人是何时认识、如何结交,但子久对危素的求画是有求必应,而且常常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如《仿古二十幅》赠给危素,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这种忘年交可能是子久晚年生活的一种安慰。
  此外,子久还和徐元度、姚文奂、顾信、班惟志、孟、李可道等官场人士交往较多。
  徐元度,无锡人,仕为王官,居大都而有声望,博学而有识度,常与名公巨卿游,被人赞为“许有意气与国士风”。徐与倪瓒同称“无锡两君子”,二人又是儿女亲家。①(①陈基:《夷白斋稿》卷十六《送徐仲刚诗》。)子久与倪、徐二人均友善,曾为徐作《为徐元度卷》,题识中称其为“友人”。
  姚文奂,字子章,号娄东生,昆山人。聪明好学,博通经史,喜吟咏,官浙东宣慰司令史。与富豪交往甚密,子久与之结交,常到他府中观赏藏画,并常为他的藏画题跋。至正四年(1344年)春,子久在姚宅见到唐王维《捕鱼》、《雪溪》二图。虽然现在无法见到子久为他作的画作,但以姚氏的爱好和二人的关系看,子久肯定也曾为他作过画。
  顾信,字善夫,昆山人,曾任浙江军器提举。善书,从赵孟頫游,得其书必镌石作亭,可见其家亦是富豪。子久曾花一年多时间为其作《为顾善夫八幅》,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顾罢官回乡,一贫如洗,构屋于玉峰山下,子久常“过从促膝盘旋,竟夕而返”,并写《处静图》赠之。
  班惟志,字彦功,号恕斋,开封人。工文词,善书法,历任绍兴推官、常熟知县、江浙儒学提举,是子久家乡的父母官。班喜与名士游,子久与他交谊如何,史籍未见记载,从子久为他作著名的《九峰雪霁图》看,二人关系似非一般。
  孟,字叔敬,无锡人。博学有为,精篆书,得者宝之。曾任溧水州同知、福州路判官、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子久与他会于西湖之东,子久作《山水轴》赠之。
  李可道,一称李少翁,濮阳人。由左司郎中授荆湖北道按察使,是有文字记载的黄公望惟一的弟子。高启《凫藻集》记:“吴华山有天池石壁,老子《枕中记》云:‘其地可度难’,盖古灵也。元泰定间,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为图四五本,而池之名益著。此为其弟子李可道所画,尤得意者也。”①(①题《天池石壁图》小引。)
  子久所结交的达官贵人,除危素外,大多数均曾在江浙担任地方官,由此可见子久在地方上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同时他也很善于在高门巨宅中周旋,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关系而进入官场,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这一动机,他甚至交结一些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贪官、昏官、势利庸俗之辈。如嘉兴人林镛(字叔大)掾江浙行省时,曾筵子久作画,而林“于达官显宦,则封羔杀豕,品馔甚盛;若士夫君子,不过素汤饼而已”②(②《辍耕录》。)。像这样的势利小人,专好结交名流,以沽美誉,而且在元代形成了一种时尚。但不少有个性、洁身自好的文人,书画家如吴镇、倪瓒就坚决不与他们往来,而像黄公望、王蒙这些热衷于做官的文人,却长期奔走于达官显贵的门下,成为他们的座上客,借机猎取声誉,谋求政治上的机遇。当然,这些显贵中,除张闾、林镛外,绝大多数均是有名的文人,他们都与子久相互唱酬,子久以绘画闻名后,他的画作多数是赠给他们的。由此可见,虽然子久与他们的交往有想依靠他们在官场的势力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道义之交或意趣相投的。

豪门巨富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江南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地主势力有了空前的扩展。随着租佃制的确立,涌现了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而元灭南宋后,注意保护江南的经济、财富,使地主的势力基本得以延续。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些地主每遇官员,好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贿之玉帛,爱奇异者予之玩器,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贿赂,操纵官府,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田地、资财,成为“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①(①赵天麟:《太平金镜策》。)的特殊阶层。当时的浙西地区,松江曹知白、无锡倪瓒、昆山顾瑛为这一特殊阶层的三大巨头。这些富豪家富收藏,有的自己就是杰出的书画家,他们常与一些名书画家交游,彼此间互相利用,各得其所。豪富常邀书画家作书画以丰富自己的收藏或装点门面,而书画家则借助豪富的资财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官场的联系,通过和富豪的交往,得到了经济上的资助、社会上的保护或政治上的提携。黄公望和元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得到地主、官僚的庇佑,获得很高的待遇,从而能够衣食无忧地从事创作。多数著名的书画家实际上过着类似于富豪的生活,可以说,正是豪富们供养着艺术家,才使得元代的书画艺术尤其是文人书画艺术得到了较高的发展。
  黄公望自幼即负才名,五十余岁后画艺精进,颇受时人赞赏,亦为官僚地主所赏识,成为倪瓒、曹知白等豪富的座上客。黄公望早年画艺并不高明,年过四十还“自感专心用力,而未有得”①(①《宝绘录》。),于是便大量临摹古代画迹,而后参以己意,逐步形成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艺术风格。但他“家无担石”,早年又混迹于宦途,谈不上有什么收藏,这些豪富家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就成了他临习的范本,使得他能够从古代名迹中吸收丰厚的艺术营养,扩大艺术视野,提高艺术品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这些豪门巨富在经济和艺术等方面帮助了黄公望,这是他艺术水平提高和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子久过从较密切的豪富有:
  曹知白(1272~1355),字贞素,号云西,松江人。平生未做过大官,仅大德中(1302年前后)被荐为县学教谕,不久即辞归。他家是江浙一带闻名的富豪,他本人又博学儒雅,精擅书画,可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曾游京师,王侯公卿多与之交游。晚年经营园圃,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一《曹氏元池行》云:“浙西园池不多数,曹氏经营最云古。”曹家园池花木深得时人赞许,规模之大,设施之全,花木之嘉,冠于江南。其中堂、斋、室、楼、台、亭、阁、榭、桥、洞,一应俱全;梅、兰、竹、菊、桃、莲、牡丹、芍药、海棠、水仙,应有尽有。曹知白常招邀故人宾客逍遥于园池的美木嘉花间,“宾朋满座冠峨冠,投壶散帙罄交欢。桂酒椒浆麋鹿脯,觞翠鉴琉璃盘。”②(②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一《曹氏元池行》。)他们论文赋诗,论道谈玄,操琴雅歌,泼墨挥毫,“四方士大夫闻其风者争内屦愿交”③(③贡师泰:《玩斋集》卷十《贞素先生墓志铭》。)。曹知白家中“蓄书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当时的一些文人、书画家争相与之交往,黄公望与他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明代姜绍书《无声诗史》记曹黄二人友善,黄公望自己在题曹知白画卷时亦言:“云西与余,有交从之旧,别来四年,心甚念之”。可见他们交谊之深。而子久一旦见到曹氏之画便又“展阅不已,既题而复识之:‘十载相逢正忆君,忽从纸上见寒云……’”①(①《黄公望史料》。)曹氏善画山水,师法李成、郭熙,简淡疏远,意趣天成。子久对其艺术十分欣赏,“云老与仆年相若,执笔濡墨,既有年矣,老而益进,于今诸名胜善,画家求之,乃画者甚多,至于韵度清趣,则此翁当独步也”②(②同上。)。曹知白对子久的画也是大力推崇,他题子久为危素作《秋山图》云:“痴翁为危承旨作此,年过渭老,而目力然,笔法古雅,大有荆关遗韵,仆之点染不敢企及也”③(③高士奇:《江村消夏录》。)。二人的交谊一直保持到终老,子久在82岁时还为曹知白《山水轴》题识。①(①《支那南画大成》。)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又字玄瑛,号云林、懒瓒、幻霞生等,江苏无锡人。其家历代为江南豪富,“资雄于乡”,倪瓒的祖辈皆为隐士,父倪炳、伯父倪椿皆善治家,倪家是当地出名的富户。倪炳早亡,倪瓒幼年由其兄教养,其《述怀》诗云:“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其大兄倪昭奎(字文光)是很有能力的人物,曾入徐琰幕,与黄公望共事,后又授学道书院山长,秩满,当升迁,但文光“以黄老为归”,“谢去熏俗”,加入全真教,从全真教著名人物金蓬头游,不久即成为道教上层的著名人物,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家资愈雄。所以,在倪瓒23岁之前(文光于该年去世)一直过着富裕公子生活,家有清阁、云林堂、逍遥仙亭、朱阳宾馆、雪鹤洞、海岳翁书画轩等,倪瓒植花种草,蓄书藏画,读书操琴,欣赏古玩,衣食无忧,世事不问,极其优裕闲适。然倪瓒并非一般纨绔子弟,他“强学好修”②(②《墓志铭》。),希望有所作为。《述怀》中记其经历、思想云:“励志务为学,守义思想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鉴时多论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倪瓒与子久的交往可能是因为子久曾与倪文光同在徐琰门下共事,又先后学道于金蓬头,所以子久常出入于倪宅,成为“清阁中一老友”,有时一住就是数月。子久在四十多岁时尚“自感专心用力,而未有得”,而倪瓒平生好蓄古法书名画,子久在此经常欣赏、研究历代艺术佳作,对提高自己的艺术格调、增加绘画的“古意”有很大的作用。子久虽长倪瓒32岁,然而倪瓒成名很早,在当时虽然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但二十余岁便已名重上层社会,作品被公认为山水画的最高品第“逸品”,艺术水准在“元四家”之上,可见虽有年龄差距,二人却差不多是同时代声名显赫的大画家。子久也认倪瓒为画坛挚友,因为他的简淡清远一路的山水画,“惟云林能赏其处为知己”①(①黄公望题《江山胜览图》,见《石渠宝笈》。)。据《听帆楼书画记》载,倪瓒题黄公望《楚江秋晓图》可知,至正九年(1349年),子久在倪瓒处居留月余,啸咏书画,成《楚江秋晓图》,倪瓒“观其江乡野店,绝壑奇峰,复有匡庐洞庭之想”,于是叹曰:“清阁中更得一老友矣!”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子久又在清阁中用雪版笺与倪瓒合作《溪山深远图轴》。倪瓒对子久的画艺赞赏有加,在二人历时十年合作完成的《江山胜览图》上,倪瓒题道:“子久契友,雅志丘壑,潜心于绘事,而能独造其妙……固为知己……”②(②《石渠宝笈》。)在题子久《溪山雨意图》时,又言:“黄翁子久虽不能梦见房山(高克恭)、鸥波(赵孟頫),要亦非近世画手可及。”③(③《清阁集》卷八。)二人均以董源为宗,有共同的艺术爱好,相近的审美情趣,所以经常在一起合作、切磋,相互在画作上题写诗文,关系非比寻常。子久早期的山水画用笔湿润、墨色淋漓,后期则常干湿兼用,可能受倪瓒画好用干笔枯墨的影响。倪瓒五十岁左右家境衰落,可能要以卖画贴补家用。他常向黄公望索画,又常将黄画加题赠予他人,可能并不是赠,而是卖给别人,因为倪瓒本人的画太雅逸,不为一般人所接受,而子久的画却很受欢迎。
  子久所结交的豪富除曹知白、倪瓒外,前文所提到的一些与子久交往较多的达官贵人,也多是家资雄厚的富豪,此处就略而不述了。

文人隐士
  出狱后,黄公望虽未对宦途彻底灰心,但由于受过牢狱之灾,加之年近知命,尤其是在他下狱期间,元朝第一次开科取士,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所以他加入全真教,并潜心于绘画,不久即画名大震。此后,他常“潜合隐士之行”,并逐步走向隐逸之路,构一堂于别径,“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临,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①(①黄公望题《秋山招隐图》,见孔广镛《岳雪楼书画记》。)。与此同时,子久还结交了一批隐士朋友,这些隐士朋友有的是在未出隐以前他们就相识,有的则是新交。
  袁易(1262~1306),字通甫,长洲(今苏州)人。不求仕进,曾一度任石洞书院山长,复归就隐。赵孟頫曾写《袁公卧雪图》遗之。他与黄公望相识当在黄出任“浙西宪吏”之前,也就是大德初年。从二人与赵孟頫的关系看,他们的相识可能和赵有关。袁易在其《静春堂诗集》中录有《独坐怀黄子久》诗一首,言:“良友多隔阔,邈若参与商;众中见快士,蔚然江夏黄。词章发华藻,眉目宛清扬;如瞻晨星辉,烨烨吐寒芒。相逢车马边,俗尘不可鄣;欲申慷慨怀,告别复匆忙。具区薮泽深,高天云路长;愿为双鸿鹄,与子俱飞翔。”从该诗中可以看出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亦可知二人性情颇相投。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号清碧,人称清碧先生,江西清江人。不求仕进,隐武夷山中,文宗招之,不出。博学能文,尤工楷隶,结体谨严,全具八法;亦能画,善山水,而画墨牛、葡萄甚有可观。他常与一些名人隐士交游,与黄公望关系也很密切,据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他曾与黄公望、王渊、石岩四人雅聚,黄公望和王渊合作《东山小隐图》,他为之题记。
  王逢(1319~1388),字原吉,号梧溪子、最闲(贤)园丁、席帽山人。钱塘(一作江阴)人。曾避乱于淞,后徙上海。张士诚踞吴,大府交辟,坚卧不就。他比黄公望小50岁,故在《题黄大痴山水》中云:“大痴与我忘年交”。他和元末的许多著名文人隐士均有来往,而对大痴尤为向往,认为“风雨草树余萧骚,大痴真是人中豪”①(①《梧溪集》卷四《题黄大痴山水》。)。当他“十年淞上筑仙关”、“十年不见黄大痴”②(②《梧溪集》卷一《奉简黄大痴尊师》。)时,黄公望正隐于杭州筲箕泉,故他非常希望大痴“几时来隐陆机山”、“渔樵长共水云闲”③(③《题黄大痴山水》。)。虽然他比黄公望小50岁,但由于他与黄公望的关系甚密,对黄的了解也较深,所以他记录了黄公望早年的经历:“名公望,字子久,杭人。尝掾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虽然其中有些不确之词,但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黄公望早年经历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范居中,生卒年不详,字子正,号冰壶,杭州人。学问渊博,工笔札。不遇于时。他与黄公望在杭州相识,且过从甚密,至元戊寅(1338年)秋,二人阔别十年后偶然在旅途寓所相逢,不禁悲喜交集,子久为之作《赠别图》。
  陶宗仪(1316~?),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父陶煜(1286~1358),字明元,号赵奥山人,又号白云漫史。历归安县典史,后改上虞。陶宗仪早年随父宦游西州。元末,举进士不第,遂隐于泗泾,“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筑草堂于泗泾南村,“其左右列琴瑟书册,前后多桑麻竹树,四顾皆平畴远水,出户则可览江山之胜。四时有耕钓蚕牧之营,晨夕有读书谈道之乐”①(①见邵亨贞《南村草堂记》。)。他隔绝尘世,惟耕读谈艺论道,是元末明初著名的高逸之士,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其所著《辍耕录》有“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尝结庐处”。可见他对大痴是比较熟悉的,大痴也曾为他作《南村草堂图》。

书画同道
  黄公望早年醉心于仕途,但自幼即负才名,“旁通诸艺”,书画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据陈履生先生考证,子久作画大约始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即他31岁那一年。他早年的画“画法苍老,唯失于韵”,为此他大量临摹古人名作。从唐代的王维、李思训、卢鸿、李昭道、项容,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黄筌,到宋代的范宽、李成、王诜、郭熙、米芾、赵令穰等这些人的作品他都曾悉心摹习过。他的画法以董源为基础,又参以各家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能够反映他个性特点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为“大痴本色”,后人赞之为“虽师董源实出于蓝”①(①夏文彦:《图绘宝鉴》。)。这种由董源画风变化而来的“大痴本色”历来被认为是子久的惟一风格,实际上,这是从他的名作《富春山居图》得出的结论。黄公望是个博学多才之士,他深究古代画学,交游广泛,阅历深厚,他的画风并不仅此一种,他的画“设色浅绛者为多,青绿水墨者为少”②(②同上。)。吴升评《九峰雪霁图》云:“创前人所未造,示后人以难摹,尤妙在生面独开,仍不露自家墨法。”大痴有许多“不露家法”的作品,是一个具有多种艺术面貌的画家。他的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在画坛中的广泛交游有密切的关系,一些年长艺高的前辈画家直接给他以指授;一些年龄相仿的画家也给他以启发和帮助,特别是元初画坛巨匠高克恭、赵孟頫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刻,王蒙、倪瓒等同辈画家对他的影响也不小。黄公望与赵孟頫、倪瓒、曹知白等画家的交往最为密切,有关情况在前文已经介绍,此处从略。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北京房山人。早年入仕途,历任河南、山东、江浙、江淮等省地方官和监察御史、工部侍郎等职,官至刑部尚书、大名路总管。因他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起多次到江南任职,且晚年一度寓居杭州,故谙熟江南山水风物,且和江南文人、画家来往密切。工画山水,初学大小米,晚年上溯至董源、巨然,笔墨苍润,气韵闲适。其画在元代即已深受推崇,张羽、倪瓒、虞集等著名文人、画家均对他的画赞赏有加,张羽将他与赵孟頫同推为元代两大画家:“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倪瓒则说:“吴兴笔法钟山裔,只有高髯不让渠。”元代文学“四大家”之一的虞集谓之曰“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赵孟頫与他同朝为官,又曾一度居杭州,所以二人关系密切,赵对高的为人和艺术都很推重。高、赵二人在杭州期间,正是黄公望宦途、绘画起步之时。黄就学于赵氏门下,常出入赵府,所以有可能和高克恭有过接触,也有可能在赵家或其他地方见过高氏的画作,以高氏当时的政坛地位和画坛影响,子久肯定受过高氏画风的影响。这可以从他33岁时为子茂所作《设色山水》中看出。明代汪珂玉评此画曰:“山中屋宇,流泉山凹,风格似高克恭。”(《珊瑚网》)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梅道人、梅花和尚、梅花庵主等。浙江嘉兴人。一生清贫自守,不入流俗,曾在嘉兴、杭州一带卖卜,是元代著名的隐士文人艺术家,诗文书画皆能,山水画师法巨然,善用湿墨表现山川林木郁茂葱茏的景色,被列入“元季四大家”。吴镇是元代画家中很少与官僚富豪交往的画家,他一直僻居乡里,所以与黄公望接触不多。至元二年(1336年),吴镇曾为黄公望作《中山图卷》,在其他一些著录中也有吴镇题黄氏所画的作品,如题《子久为危太朴画》:“子久丹青好,新图更擅场。浮空烟水阔,倚岸树阴凉。咫尺分浓淡,高深见渺茫。知君珍重意,愈久岂能忘。”由此可见,两人确曾有过交往,且交谊匪浅。
  王蒙(?~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吴兴人。元末官理问,弃官后隐居临平黄鹤山。能诗文,工书法,善画山水,亦能画人物,而以山水成就最为突出,在董源、巨然披麻皴基础上创牛毛、解索皴法,画面构图缜密,景物繁复,独具一格,被列为“元四家”之一。由于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而黄公望又和赵孟頫交谊颇深,加之其他一些因素,故黄公望与王蒙也有较密切的交往。一次,王蒙为郡曹刘彦敬画《竹趣图》,刚画毕,黄公望来访,王蒙向他求教,黄公望以为可添一远山并樵径,王蒙从之,画面顿觉天趣迥殊,备感深峻。黄公望对于王蒙也极推崇,认为“鸥波之宅相,非子而谁耶?”他们之间也常有合作之事,至正十年(1350年)五月,二人同在钱塘城东安溪钱氏琴鹤轩,见轩主人钱氏品行高洁,博古通今,能临晋帖,且善鼓琴,遂为之合作《琴鹤轩图》,黄公望布景,王蒙添列樵松高士。整幅画面苍古潇洒,妙趣横生,为世人所重。黄公望也曾作画赠与王蒙。至正二年(1342年)十二月,王蒙持倪瓒《春林远岫图》,并示纸索画,黄公望亦为之作《春林远岫图》小幅,并题一绝。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而且艺事交流的形式也很丰富,这种频繁的交往和形式多样的交流,对双方艺术的发展、提高都是非常有益的。同时,二人与“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关系都很密切,三人性情、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切磋,使得个人的画风更加成熟、个性更加突出,从而使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这对中国绘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王渊,生卒年不详,字若水,号澹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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